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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岱年访谈录:科学哲学家群星闪耀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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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岱年访谈录:科学哲学家群星闪耀时
引言:
范岱年先生是著名科学哲学家、科学史家、翻译家。1926年生于浙江上虞,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,随即考上该系研究生,并加入中共地下党。1949年5月,到杭州军管会工作。1952年9月调入北京,历任中国科学院《科学通报》编辑室副主任,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,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社长、副主编、主编等职。他主要研究科学哲学和美国科技史,译校过恩格斯、爱因斯坦、海森伯的哲学论著,译校了物理学史、科学哲学、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大量著作,著有《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》、《科学、哲学、社会和历史》等,与许良英合著有《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》,合作编译有《爱因斯坦文集》。虽长年身处逆境,他仍笔耕不辍,成了科学哲学、科学社会学等新学科的引入者、开创者和守门人,并对全国性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问:熊卫民(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)
答:范岱年(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退休研究员)
西方科学哲学家
熊:尼采的作品不少,不同的人能读到不同的东西。一方面,他确实是很深刻的,另一方面,他的学说为法西斯所用也确有其事。范:现在对尼采研究很多。我读了尼采的文集后,觉得他有一个思想还是很好的,就是不要迷信科学,虽然科学起了很大的作用,但是不要迷信它。科学经常运用还原论(简化论),而尼采说什么原子、电子,都是谎言,把自然数学化后,它跟真实有距离。科学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,不要唯科学主义。他是批科学主义的。那个时候吴国盛等人批科学主义,龚育之、何祚庥捍卫科学主义。我后来就介绍了尼采的观点,说唯科学主义是应该批的。
在纽约期间,我还结识了一个叫巴比希(B. Babich)的女哲学家,她在纽约福德姆大学工作,学校离我们家很近。那本关于尼采的文集是她编的。她丈夫是斯特朗(Anna Louise Strong,1885-1970)的侄子。斯特朗到过延安,跟毛主席也有来往,她的墓在八宝山,我还拍了张照给她侄子。巴比希后来又编了一本关于诠释学科学哲学的文集。希伦是她的老师,在华盛顿大学当副校长,后来我与他联系,他把他的书都送给我。2003年,我写了一篇文章,介绍希伦的科学哲学。我先是研究库恩的历史学派,然后研究波普尔,然后又回来研究洪谦和逻辑经验论,再研究尼采,介绍希伦时我又搞了搞诠释学、现象学的科学哲学。熊:希伦在中国的影响小点。范:大概是我第一个向中国介绍希伦的,也没有多大影响,现在有几个硕士生、博士生在研究他,但是他的书也没有翻译出来。熊:重要的是得到教科书编撰者的注意,有教科书介绍其思想。我之所以知道库恩,是因为看了江天骥的《科学哲学导论》里的介绍,然后再根据这个线索再去找库恩的原文来读。我对教科书介绍过的那几位科学哲学家,像波普尔、库恩、拉卡托斯、费耶阿本德印象很深,别的人了解的就少了。所以说,不仅要有好的想法,还要好的想法被编进教科书里。范:你说的这几个人是科学哲学的标志性的人物。而希伦和罗伯特·科恩这些人没有进入教科书,因为他们的著作没有那么大的影响。熊:您接触过波普尔、拉卡托斯没有呢?范:我没有见过波普尔本人,查汝强有一次到伦敦去见过他。大概见过波普尔的中国同行就是查汝强了。哦,洪谦可能也见过他。但我在希腊开会的时候见过波普尔的学生沃特金斯和穆斯格雷夫。熊:那您见过索罗斯本人没有?范:见过,因为那次在武汉召开的波普尔会议。在北京饭店见的,因为股市突然出了问题,他后来没有去武汉。熊:那您有没有机会见到拉卡托斯呢?范:拉卡托斯死得早。那次我到希腊开会时,拉卡托斯已经死了。他很聪明。熊:是啊,在那四个人里面,我觉得他的理论最精致。范:他好像是从匈牙利去的,波普尔跟库恩争论时他很活跃,但是不久后他就去世了。
洪谦
1992年洪谦去世。我跟梁存秀、胡文耕很快就写了一篇悼念文章——很长的一篇有关他的评传。这时他的学生高宣扬在香港编辑出版了洪谦的一个文集[4],不全,后来我跟梁存秀就把他的博士论文请人翻译了,编辑出版了一个更完整的文集[5]。我们编的这本文集,除了洪谦早年那本《维也纳学派哲学》[6],其余的都收集了。那本书商务印书馆已经出单印本了,所以我就把那本除外,其它的文章都有了。后来北大又要出一个《洪谦选集》[7],他的学生韩林合把我这本书拿去,再加上维也纳学派哲学,另外又加了一两篇文章,出了这本选集,其实大部分工作都是我和梁存秀以前做的。熊:洪谦是国内对哲学很有研究,研究非常深的人,一辈子的作品也就这么一点文章。 范:他到晚年还想再写几篇文章。1991年香港的周柏乔写了一篇文章[8],是对洪谦的评价。洪谦看了非常高兴,说:“我还有很多文章要写。”结果没有来得及写就去世了。熊:德国海德格尔等人一辈子出了多少书啊?而洪谦……范:洪谦1945年出了一本《维也纳学派哲学》,解放后他就基本不写文章了。在我们给他出的那本文集中,有一篇他解放后的文章没有收录——1955年他批判卡尔纳普的文章,迫于政治压力,违心地给卡尔纳普扣了一些政治帽子。后来他跟我讲,这篇文章不要收。所以我们就没有收。有一本西方哲学史,汪子嵩等在解放初编的,编者中本来是有洪潜(即洪谦)的名字的,1972年再版时[9],去掉了洪潜。熊:为什么把他的名字去掉?范:可能也是后来洪谦不愿意加进去。这里对逻辑经验论是怎么讲的?是为帝国主义服务,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。洪谦肯定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放在上面。1957年鸣放的时候洪谦写了一篇文章“不要害怕唯心主义”,这篇文章我也没有收。本来是要收的,洪谦的夫人反对。当时洪谦已经去世了,洪师母说这篇文章不要收,她怕出事。后来韩林合编的时候,他就把这篇文章编了进去。1957年,哲学界有四个人受批判,金岳霖、洪谦、贺麟,还有一个人可能是郑昕。他们虽然没被划成右派,但也都挨了批,后来洪谦就吓得一个字都不敢写了。熊:“批而不划”?是不是他夫人看了这篇文章心有余悸,过了几十年还害怕,所以就不主张收了?范:洪谦在改革开放以后变得很活跃。他一到英国、奥地利就可以讲话了,心情非常舒畅,在国内他觉得很压抑。熊:思想改造对冯友兰、金岳霖影响很大,使他们的思想有实质性的改变。洪谦有没有这种情况?范:洪谦的思想变得少,不像冯友兰、金岳霖。最近我读了戴晴写的张东荪传,里面有一个场景:思想改造的时候,金岳霖去看望冯友兰,说冯的问题很严重。冯说我问题严重。然后二人抱头痛哭[10]。金岳霖他们对毛泽东很佩服,佩服他真是把天下打下来了。当时他们还觉得历史唯物论不错。熊:他们觉得毛很伟大,毛让他们改造,他们觉得自己跟毛不一样,就真的改了?范:张东荪好像保留了自己的看法,所以1949年政协开会,他没有投毛泽东的票。另外是在政治上,他是希望跟美国建立关系,他反对“一面倒”。后来,他们全家因为那一张反对票而遭受沉重打击。1973年,张东荪去世。临死之前,他说,“我还是对的”。戴晴那本书没明说,他是讲自己哪里对了。是不要“一面倒”,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对了,还是没有投毛泽东的票对了?张是有点独立思想的。洪谦是张东荪晚年在朗润园住时一直“敢”跟他来往的少数人之一,不时过来“一起谈谈哲学”。反右以后,他就是不吭声,文章也不写了,专门搞资料,编逻辑经验论文集,作为“批判材料”。他也不说话,只是翻译出来放在那里。改革开放以后他就开始写文章了。熊:您觉得他的水平到底怎么样?比如说可以跟石里克等维也纳学派里面的人可以相提并论吗?范:有些人还不承认他是维也纳学派正式成员呢。当时他还是个学生,跟那些著名哲学家当然没法比。他的博士论文是《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》,他说这篇文章还给海森伯看过。我读过这篇文章,没能看出作者有很高的水平。洪谦的作用在这里:他回国以后介绍维也纳学派哲学,接着他写文章,而且还跟冯友兰辩论,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他回来就写了一本《维也纳学派哲学》,风头很盛的。当时国际上出了两本谈维也纳学派的书,一本是英国艾耶尔的《语言、真理和逻辑》,长期被国际上作为逻辑经验论的基本教材;另一本就是洪谦的《维也纳学派哲学》,它于1945年出版,到解放以后就不让印了(直到1989年才重新出版),其影响有限。你想想,1945年到1949年,有几个人看哲学呢?熊:您觉得他这个人看问题敏锐、深刻吗?范:他本来是一个左派,他在抗战胜利后去英国访问,还跟共产党员王炳南等很熟,他在英国宣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,国民党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知道了让他回来。那个时候他是亲共的,解放后王炳南还曾经想让他到外交部去呢。但是他不愿意当官。是这样一个情况,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,但是他确实觉得国民党腐败,同情共产党。解放后他想搞逻辑经验论,可逻辑经验论被称作是反动的,那个时候他心里是很压抑的。所以说思想改造时,在知识分子中他应该是偏左的。他以前可能比金岳霖,冯友兰更左一点。熊:到七八十年代呢?范:英国搞一个中英暑期哲学学院,请他当名誉院长。此学院每年在中国请几位英国有名的哲学家来上一个月课,用英文讲,用英文教材,讲完以后让同学用英文写心得,成绩最好的到英国去访问几个月。我当时很鼓励我的学生去,等于是留一次学,完全用英国的方式上课讨论,成绩好还可以出去一趟。后来澳大利亚也参加了,美国也参加,现在变成中英澳美暑期学院。英国人搞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?他们想用英国的分析哲学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,英国人的代表很明确地说出了这个意思,就是要用英国人的经验论的、分析的、理性的精神来影响中国人。洪谦晚年重访欧洲,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,对逻辑经验论作了反思。他觉得逻辑经验论哲学不具备完整的体系,它只有认识论和方法论,没有伦理学和美学。康德哲学包含三部分:纯粹理性批判是认识论,实践理性批判是讲伦理学,判断力批判是讲美学,一共三个方面。逻辑经验论只有认识论,所以这个哲学是不完整的。他说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是认识论,但是它有历史唯物论,有价值观——共产主义。所以,洪谦晚年有这个想法,他觉得分析哲学是不够的。熊:我觉得分析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消灭了传统的哲学。传统哲学关注的很多问题它都不关心了。它提出取消形而上学。 范:它强调认识的真假,不考虑实践、善恶这些问题。后来的逻辑经验论者也有搞伦理学的,不过这个学派的主要精力不放在伦理上面。洪谦还有一个体会,他说中国没有分析哲学的土壤。熊:是啊。分析哲学是十分较真的。范:而中国人会说,你何必那么较真呢?熊:传统中国没有真理的观念,是非观也不十分强。范:不像分析哲学,一个一个概念死抠。 熊:所以许良英先生这样的人在中国是异类。他是非常较真的人,一真到底。范:他喜欢跟人辩论。他跟王若水也要辩,跟李慎之也要辩,王若水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人道主义,他就说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人道主义。谢韬等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,许良英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。我1991年回来,1992年碰到洪谦去世。1992年开了一次科学哲学的国际会议,主题是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,临时加了纪念洪谦的两篇文章,一篇是科恩的“忆洪谦”,另一篇是我在那个会议上关于洪谦生平的发言。熊:您觉得洪谦很值得纪念吗?范:英国、奥地利对他都很重视,不管怎么样他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,那时候英中暑期哲学学院请他当名誉校长。熊:您说的国际会议是指中国召开的科学哲学会议?范:是国际科学哲学大会资助的,在我们中国召开。邱仁宗早就在筹备,后来我们临时加了纪念洪谦的内容。熊:正值洪谦学术盛年时,就不让做研究,所以他的哲学贡献也就很有限了。范:后来1994年还专门开过一次纪念洪谦的会议,主题是“维也纳学派与当代科学和哲学”,这是奥地利资助的,同时也是纪念洪谦的会。这两个会都是国际性的会议,都用英文作为会议语言,都把科恩请来当学术委员会主任,最后会议总结什么的都是让科恩来做的。为什么请他当学术委员会主任?虽然邱仁宗英文也好,但毕竟不是母语。第一次会议出了论文集——《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》,第二次会议文集好像没有出来。我写了一篇洪谦与钮拉特的文章,后来在《学人》第七辑(1995)中发表了。
江天骥、邱仁宗和张华夏
熊:也是最早一批做科学哲学的?范:张华夏是解放后毕业的。毕业后,他一直在高校从事科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。退休后的20年,他继续对科学哲学进行了系统、深入的研究。在2015年,写出了《科学的结构——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》这部高水平的科学哲学著作,很令我敬佩。邱仁宗可能是地下党员,后来在协和医科大学做马列教研室政治教员,他原来是外文系的,后来研究医学哲学。文革前为《研究通讯》写过好几篇关于医学哲学的文章。文革时,他被打成“五一六分子”。文革结束后,我当自然辩证法室副主任时,就把他拉到社科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。自然辩证法界,他是比较有成就的。他在协和,又和卫生部一些领导关系比较好,所以他对国内医学方面的伦理问题很熟悉。做研究,一要有理论上的创见,一要掌握材料。邱仁宗掌握了材料,思维能力也强,外文也不错,所以,他和国际上交流很多,他在医学伦理、生命伦理方面的成果,很得国际同行的认可。熊:他掌握了一些独到的材料?范:中国卫生界的事情他都知道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国际交流部最早由查汝强负责,查汝强死后,改由邱仁宗负责。邱仁宗虽然年岁已高,现在仍很忙,每年都要出国多次。
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
龚育之
他有一次跟我说,1989年以后,他闲了一阵,他就研究邓小平的东西。后来邓小平南巡,他写了一本书,介绍邓小平的南巡讲话。《人民日报》社先把那本书作为学习文件发给大家,后来又把它收回了。大概官方对他一会儿相信,一会儿又不相信。我估计,他内心是有很多想法的,但在行政体系里面,他只是笔杆子,起草文件时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写。他写东西比较逻辑自洽一些,不像有的人,写的东西自相矛盾。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,假如不受行政职务的牵累,专心致志做学问,肯定可以做出很多创造性的工作。虽然龚育之和我交往并不深,但他对我的人生轨迹有重大影响。2007年他因病去世后,我写过一篇回忆他的文章,发表在《自然辩证法研究》上。有兴趣的可找来读读。
科学史
范:这些老科学家都有良好的古文素养,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,顺便研究一下自己学科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,这是很自然的事。譬如钱临照对《墨经》中的光学、力学很熟悉,竺可桢对中国的气候史比较了解。这类东西一搞出来就是国际水平,因为外国没有做相关工作的。抗战期间李约瑟到中国来,可能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,也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。中国的这些老科学家,偏向于挖掘史料,没有搞史学理论的。熊:您也做过不少科学史方面的工作,主持《通讯》以来,更和科学史界有深入接触。我也希望您谈谈科学史界的人和事。不求系统,但求亲历。您跟科学史所的人联系多吗?范:科学史所开始刚成立的时候,仓孝和是所长,他让我当研究所的学术委员(当了一两届)。然后成立科学史学会,钱临照是会长,我是学会常务理事。科学史所的研究人员中,我认识杜石然,和许良英、席泽宗、李佩珊、董光璧比较熟,与戴念祖有一些合作关系。后来的刘钝所长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的,对我挺不错,我把文章送给他主编的《科学文化评论》,他都照登。董光璧是北大物理系的,后来到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当干部,再后来到了你们科学史所。
熊:他的研究主题和方法跟科学史所的传统差别很大。范:他胆子很大,人也很聪明。我约他在《通讯》写马赫。马赫这个人很了不起,既是力学家,又是哲学家,还实际是社会主义者。他崇尚社会主义,但与列宁主张暴力革命不一样,他主张通过工团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。结果列宁写书骂他,将他打成敌人。我想让董光璧写马赫的人物评传,给这样一个敏感人物恢复名誉。起初董光璧还有点担心。我鼓励他写。与此同时,我还请胡作玄来写罗素的评传。 熊:后来他们写出来了吗? 范:写出来了,都登了。我想给这些人平反、翻案。我自己写了梁启超。蔡元培是很重要的人物,我让刁培德写。蔡元培原为国民党左派,跟陈独秀关系挺好,陈独秀死后,他还写了悼念文章,但1927年国民党清党的时候他也参加了,为什么如此我一直没搞清楚。
许良英和戈革
熊:戈革和许良英本来是很好的朋友。后来戈革不时在报纸上刺一下许良英,这是为什么?范:戈革只要有机会就点许良英,不但点许良英,还点许良英的学生。文革以前,他们两个人没有来往。文革以后,戈革去看许良英,还送许良英礼物。后来,在几件事情上许良英把他得罪了。一件事情发生在杭州开物理学史会议期间。当时我可能不在国内,戈革、许良英、陈恒六等一起去的。戈革写了一篇批评爱因斯坦的文章。许良英说那篇文章不能发,不让他在会上讲,把他得罪了。争论的焦点是,许良英认为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,戈革不同意,说最伟大的科学家不止一个,玻尔跟爱因斯坦相当,不能说爱因斯坦就比玻尔高。陈恒六评论说,好像是研究谁谁就最伟大。熊:戈先生是怎么批评爱因斯坦的呢? 范:他主要讲了玻尔和爱因斯坦长达三十年的争论,现在看来玻尔更正确。熊:这个观点是有依据的嘛。戈革资历和许先生差不多,许先生能够压制戈革,不让他发言吗?范:戈革资历浅一些,他毕业比我还晚,解放时还在念研究生。还有一件事也让戈革对许良英不满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物理学》中有一个物理学史部分,由钱临照任主编,许良英任副主编,我是编委,戈革也是编委。戈革分工写“海森伯”的条目,他把海森伯(W. Heisenberg)狠批了一下,说他和法西斯合作等。钱临照可能觉得没必要把科学家骂得那么凶,就另外请复旦大学的王福山教授(他是海森伯的学生,直接在海森伯下面做过研究,但他对物理学史恐怕是没有戈革研究得深)写那个条目,把戈革那个条目给否了。这是钱临照和许良英决定的。戈革因此很生许良英的气。戈革这个人很自负,他写的东西是不能否定的。
许良英这个人啊,他搞什么,就觉得什么东西重要。在浙大物理系的时候,他就将“科学至上,物理第一”写在实验室门口。王淦昌还表示过欣赏。后来他搞马克思主义、自然辩证法了,又把这看得最重要。到科学史所后,他又突出科学史,不谈自然辩证法了。他搞现代科学史,搞西方,认为自己所搞的东西很重要,看不起那些搞古代中国科技史的人。人家虽然主要是讲中国古代的成就,但搞了那么多年,搞出来的那些东西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价值的。李佩珊是中宣部来的,到自然科学史所做副所长,后来以副研究员的身份退休,没有申请研究员职称。做古代史的那些人也太厉害了,不管怎么样,李佩珊编了《20世纪世界科学技术简史》,还写过一些论文,还是够格当研究员的,何况她还是国际科学技术史学会的理事。熊:她不申请研究员职称,还是申请了没过?范:她不申请。她怕在评审时这些人为难她,让她难堪,就没有申请。熊:许先生与许多人的冲突都是源于个性。他不够随和,不太能求同存异,导致很多无谓的冲突。范:5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时,大家就都有点怕许良英,因为他不但是党员,还是党组很信任的人。他后来研究爱因斯坦,认为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。熊:而且,似乎别的研究爱因斯坦的人,都没有他研究的好。至少得让他看过、认可了才能发表。是不是戈革也有类似的问题?他研究玻尔,似乎也认为别的对玻尔的研究都没有他的好。批评玻尔是不行的,说玻尔好也不一定行,因为没他说得好。范:文人相轻,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弱点。爱因斯坦和玻尔争得那么厉害,都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,彼此还是很尊重。爱因斯坦和玻恩交流时,有些话也说得很尖刻,像“我替你脸红”之类,但他们一直都有很深的友谊。熊:我是这样想的: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,爱因斯坦能解决一些难题,别人也能解决另外一些问题。并不是能解决难题的人就能解决相对简单的问题。譬如,我的相机出了故障,相机维修站没读过什么书的小青年能修好,可爱因斯坦未必能修好。所以各人有各人的长处,虽然爱因斯坦很聪明,很伟大,但也不好说他就是最聪明、最伟大的,因为别的一些杰出的人也有其聪明、伟大之处。范:后来物理学的主流肯定是量子力学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很伟大,但他晚年搞统一场论就不成功,引力场和电场就是统一不起来,后来实际上是弱相互作用力和电磁力先统一,至于万有引力和强、弱相互作用力的统一问题,到现在还没有解决。另外从培养人才来讲,玻尔的功劳确实要大些,他在哥本哈根的研究所培养了多少人才!不过,玻尔的文章确实没有爱因斯坦的那么漂亮……熊:那些人才是玻尔培养的吗?好多人都到玻尔那里去工作过,但他们未必是玻尔的研究生。量子理论起步于玻尔的原子模型,但后来的很多发展并不是玻尔做出来的。范:所以关洪对玻尔评价很低,说玻尔的互补原理根本不是物理的东西。好像量子理论后来的发展主要是海森伯、狄拉克等人做出的。我的文章也提了此事。我批评了关洪。玻尔的原子结构是非常了不起的,用经典量子论解释了原子结构、量子态等,而且用光谱的观测资料证明原子结构,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。爱因斯坦说这是一个神韵,以前光谱那么复杂,结果他用原子结构理论、电子态的能级把光谱全解释了……熊:而且精确度极高。范:要没有原子结构这个基础,量子力学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。后来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,玻尔研究所有这个条件——谁量子力学做出成就了就请去。海森伯和泡利这两位大将开始都是玻恩的学生,后来讨论量子力学都是到玻尔那里去。海森伯关键的那一步,是他跟玻尔两个人讨论了好久以后才搞出来的。玻尔的贡献不是说我写文章,我署名,我领头,他就是和大家讨论。另外一点就是,哥本哈根学派是玻尔领导的。尽管泡利、海森伯这些人都参加了索尔未会议,但跟爱因斯坦争论都是由玻尔出面,他们这些小喽啰跟在后面,玻尔胜利时他们就高兴得很。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难题(光盒子的思想实验),玻尔当天解决不了,想了一晚上才用来解决,还用上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红移,证明测不准关系是正确的。熊:玻尔确实是很有领袖才能是吗?范:大家公认他是领袖,像海森伯、泡利都是承认的。玻恩有些郁闷,他很早就提出几率解释,而且海森伯提出量子力学时连矩阵都不知道,是玻恩告诉他这是矩阵,可玻恩得到诺贝尔奖很晚。可能当时物理学家们受决定论因果关观影响太深,对几率解释有保留。玻尔提出原子结构理论,已经做出很大的成就,但原子中粒子的动力学(量子力学)还在摸索之中。他邀请一些青年才俊到自己的研究所访问,跟他们讨论问题。海森伯跟玻尔讨论,他们两个人在公园里谈,海森伯都头疼了,玻尔还一再向他提出问题,当时的思想是非常紧张的。后来薛定谔搞出波动力学以后,玻尔马上请他过去讨论,一直讨论得薛定谔也受不了了。说起许良英,我想了五十年代初我们还在杭州时的一件事。有一天,许良英和我们聚会。他说:从事地下工作时,我们这些地下党员是涸辙之鱼,相濡以沫,现在解放了,我们可以各奔东西,相忘于江湖,在不同地方、不同岗位各自干一番事业。没想到,命运把我和他紧紧地绑在一起,终身都是相濡以沫。许良英还说:他是个完美主义者,all or none,非全则无。他确实是这种个性,要么完全接受,要么全部拒绝,对理论如此,对人也是如此。这种个性,影响了他的一生。
往期回顾:
来源 / “知识分子”公众号
编辑 / 李祺垣
审核 / 范杰